盖个章而不是说去村委会盖个章呢,那时社员大

2019-09-24 16:48栏目: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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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坤元,苏州市正翔压延厂厂长、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365bet体育在线投注 ,“大队”这一级组织是从1958年开始伴随着生产“大跃进”的产物。那个时候,我国基层政权的最低一级组织是生产队,生产队上面是大队,大队上面是人民公社。也就是说,一个人民公社下辖有若干个大队,而大队又下辖若干个生产队。那个时候,“大队”这一级组织具有对“生产队”干部的研究决策权、具有对村民招工、上中专、上大学、当兵入伍、受灾救济补助的推荐权等等,而要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以“大队”的名义,行文盖章。于是,人们就经常会说要到大队上去“盖章”。

365bet官网网址 ,  官大官小都是官,为民做主是好官。为民做主谈何易,官路崎岖难认知!
  
  
  一
  我爱看文章,更欢喜了解古代的人情世故。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十分钦佩,认为他很有骨气。他这种骨气,便是不能为了迎奉上峰,而失去自己的志气;对于诗仙李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说法也非常心仪。可是,却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再经过这些年的琢磨,好像悟得了他们留下的字里行间还有许多没有说明白的话。因为,古代人与我们的环境虽然不同,可是,个人的天性应该还是大致相同的。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然而,在我所有的经历里,却也有“当官要为民做主,得罪上峰无前途”的具体事实。
  最近,我收到了文友周逢春先生赠送的《桑榆独白》的新书,看到了“溪口镇章书记说的一句实话:‘群众算老几?说我再好,喊我万岁也没用,不如领导一句话’”的文字(《桑榆独白》第133页),令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官路”,因而要写这些亲自经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性情,实在与当官不适应。真正感到,这位“章书记”把当官的“诀窍”一言以蔽之了——当官要想为老百姓做主,只能是“自塞官路”。我曾经走过的官路,便是个明证。
  当官的官路,通向哪里?答案是没有止境的。而普通人当官,到了一定的地位,就算“官当到顶”了,再要飙升就非常困难,或者就没有可能的了。特别是在“农业、非农业”界定得冰火两重天的时代,农民当官,当到了大队一级,就算到了头。再想上升,那是“非农业”的官,也就是说,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普通农民要想当到大队这一级的官,其实也不容易。因为这是当局“千里挑一”的选择,其中有许多因素,少了哪一项,便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这里就不细细阐述了。总之,能当上这一级的官,就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可以管理所在地方的社会和百姓中具体的事务,如果怀有百姓观念,是可以“为民做一点主”的,起码可以少做一些令老百姓“不可思议”的事。由于是直接管理当地百姓,会被百姓们“另眼相看”。
  我的父辈们,是“大集体时代”的当时人。我的伯父是村里的“老干部”。他在合作化初期,便被拉着当上了村干部,共产风中、生产队时期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是当地负责干部,工作成绩斐然,被身旁的农民尊敬。然而,却永远只是个“自然村干部”。究其原因为什么没有升级,就是他不是上级的“驯服工具”,上级对他只能是“敬而远之”,特别是关系到老百姓利益时,他坚持与上级“对着干”,总是弄得当权者“狼狈不堪”。因此,他虽然在老百姓当中口碑极好,而在上级干部面前,却是“很难对付”的人。因此,大队的主要干部职务,一直与他无缘。只是因为群众信任,他的干部职务上级也不好拿得下来,于是,他“一辈子都是自然村的干部”。可是,他的作为,却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
  
  二
  我从小在伯父言行的熏染下,得到了当干部就要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作风。在那火红的年代里,农业上天天强调学习大寨。在长时间的“学习”中,我终于“悟”得了一个诀窍,就是在“大呼隆”的生产中,可以实行“小段包工”。于是,我将我的“心得”与生产队里的几位“诸葛亮”们讨论,都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因为当时所有的生产队生产都处在拖拉、无效益的状态,真正“当家理事”的农民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是苦于没有解决的办法。
365bet官网娱乐 ,  可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我竟被想不到的“特务案件”攀扯着,五年后才得到“释疑”,被派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的“官”。这是驻队“人保组”(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合并的机构,当时在我这里审查我们的“特务案件”)创造的新官名。因为,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是新的春天,生产队干部当年选举工作早就做过了,队干部已经确定下来,他们要给我这个“嫌疑特务”正名,才设想出了这么一个新办法。而且生产队整个时期,只有这一年,也仅仅只是我这个生产队才有这么个官名。这是个什么职务呢?当时的人保组负责人说:“政治队长好比是大队的书记,是生产队领导班子的一把手。”
  于是,我与自己生产队的队长商量,试行着我“悟”出来的方法。经过具体推行,生产速度果然很理想,使生产队“永远做不完的生产任务”明显地缓解下来。可是,矛盾却是无穷的:生产速度虽然快了起来,而生产质量却无法保证。分派下去的任务,人们很快都完成了,其质量多是一塌糊涂,对提高生产效率妨碍很大。弄得生产队当家作主的人都觉得“这生产队注定是打拼的生产方式,没有办法稿得好!”然而,我在实践中却认为,这里面涉及到了“科学管理”的问题,只要能加强具体管理,解决好劳动速度与质量的矛盾,“小段承包”的生产方式,是可以解决“生产拖拉,老是跟不上季节”的问题。
  这一年的年终选举,我被正式任命为“生产队长”,同时再也没有“政治队长”这个官名了。我当上了生产队长后,便与队里的几个“诸葛亮”探讨,怎样在搞好承包的同时,也将劳动质量保障好,切实将生产效率提高起来。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并且多次召开社员大会,明确细致地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以求得最广大社员群众的真心支持。同时制定下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并且认真贯彻执行。
  在具体执行中,我坚持“奖励诚实的劳动者,遏制投机取巧”的现象。这一年的生产得到了最广大的社员支持,取得了生产队历史上空前的好成绩。而且繁忙的生产任务,完全被解除了。生产任务真正的松闲起来,于是,在完成了生产任务后,总是集体放假,显出了有忙也有闲的情景。全生产队人人皆大欢喜,对订立的生产制度都衷心拥护。
  更加喜人的是,由于执行了这种生产方法,这一年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新高,对国家贡献超出了规定的任务,集体储备多于此前年份的好几倍,社员分配虽然受到政策限制,也到达了最高值。我这个生产队的人们,到了这个时候才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不够吃的问题。我这样的生产方法,在当时是“创造性”的,因此,与別的生产队生产情况比较,生产成果遥遥领先(可是,这种生产方式,必须是负责人能主持公道,否则也有缺点。有关情况,请另见下文附注。)。
  这一年我们这里进行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生产队的业绩,主要是对国家的贡献,成为了“社教运动”莫大的政绩,使得我所在的大队社教工作队被评为“先进工作队”。这样,我本人被工作队树为“标兵”,拉进了大队领导班子。由于我是刚刚进入班子的,被安排做主管生产的干部,上面还有个“书记”。后来,由于我的“德性”,这大队一把手,便一再与我无缘。
  【附注:当权者的态度,决定生产队小段包工的成败】我创立的“小段包工”的生产方式,确实解决了生产队生产老是赶不上季节的困难,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生产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人人心情舒畅。
  我到了大队工作后,这种生产方式生产队还在沿用。可是,队干部们在执行中却“走了样,变了味”,弄得社员们满腹怨气,生产当然无法搞好。虽然,总的生产状况,还是全大队最好的,却没有理想的好了。
  主要原因是:当权的队干部私心严重,承包农活时,他自己在场给予高工分;特别让社员有意见的是,他常常弄些功夫不大的农活,给他自己及少数人承包,给以出格的高工分。普通社员无法与他们说清道理。常年下来,少数人,当然包括这些当权者,工分比一般人高了许多。在“靠工分生活”的时期,社员们自然产生了很大不满,对生产便失去了主人翁的负责心情,采取着敷衍态度,生产自然就上不来。
  再好的生产方式,如果没有最广大的社员拥护,也会是没有好的效果。由此我们知道,在生产队的体制下,难得有主持公道又善于治理的干部;因此,生产队的体制,是无法将生产搞得好的体制。
  
  三
  我虽然当了大队干部的“官”,却是个“不识官路”的懵懂人,老是将伯父作风牢牢地奉为楷模。刚上任的那一年秋季,去公社参加“收缴排涝费”的会议,便与这次会议的公社领导闹了个彻底的“决裂”。令同去的原副主任“瞠目结舌”。散会后,他悄悄的问我:“你这样说行得通吗?”我说,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我们大队的排涝费就是不交,除非我不当这个干部!既然当着这个干部,不为老百姓讲话,那这个干部当了还有什么用?这个副主任听了,只是点头。
  具体情况是:“大跃进”以后,政府宣布“停止一平二调,实行‘谁受益,谁负担’的政策”,可是,在具体实行中,这个政策总是不能兑现。这“排涝费”,公社解释是“水电费”,是排涝所用去的电费。凡是圩区的土地都要平均负担。而且已经执行了许多年。这个数额是巨大的,是生产队沉重的负担。社员们都认为是不合理的“一平二调”。于是,在这个会上,我说“这水电费我们大队无法收取,社员们意见太大,都说,宁愿不排涝,也没有这么大的损失。”事实上也是这样情况。我所在的大队,只是沿湖一溜低矮的“荒田”,这排涝才可以受益,而所摊派的“排涝费”,是按照圩区所有的土地“平摊”的,我们大队负担的总数额,远远超出了这些荒田的收入。
  可是,那公社干部却说,这是党委的决定,必须执行!我当即予以了回绝:“不正确的决定,党委的决定也无法执行。”这个会议以后,公社还是派来了收费员。因为我已经向我的大队所有的生产队都打了招呼,当然,这个“排涝费”这一年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之后,公社只好改变了这种“一平二调“的做法,不仅仅是我这个大队,连圩区其他的大队,也就再没有所谓的“排涝费”了。可是,我的行为,当时却为公社领导所震惊。
  
  四
  我所在的大队,虽然是圩区,水田却需要灌溉,而且也常常抗旱。按照地形状状,大队内的土地分成了三个大片,由两台大型抽水机进行这些工作。其中有一个片的抽水机是与相邻大队公用,灌溉水源由大队以外的苏武长滩里的蓄水供给,一般情况下,能够做到旱涝无忧。
  文化大革命后期,县里将长滩开垦,建立了“示范良种场”,从此,那抽水机的水源便成了“水无来源的旱机”。有两年出现了一点旱情,使这台抽水机灌溉的水稻田遭到了不小的减产。我根据这个情况,私自写了一篇描述情况的文章,与相邻大队干部商量,要求县农场保障我们灌溉的水源。
  接着,我将这篇文章改成了“向县政府的报告”,理由是:办这个农场去掉了本来的良田灌溉蓄水湖,稍有旱情,其损失远非农场收入可比;还将滩上的原本水产消灭了,这些水产,虽然只是野生的,却是社会财产。而为了开垦荒滩,经营农场,县里每年都要投入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两相衡量,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应该“退耕还滩”。如果不能“退耕还滩”,起码要将原来的蓄水湖“白水坝”划归我们大队所有,以保障农田灌溉的水源。
  这个报告县政府很重视。不久,便由常务副县长Z副县长到良种场召集两个大队主要干部协商这件事。参加这次协商会议的,还有公社的主要干部。我们大队的书记(他常常认为我会抢了他的权)自己去了。协商的结果,连蓄水湖白水坝也没有要,而是在大旱的时候,抽水机无水可抽时,由良种场在外河建立临时“喂水站”,由外河灌水作抽水机的水源。所用材料由良种场承担,所用人工由我们两个大队负担。这种决定,明显与所写的报告内容不符合。我当时便对这种决定不满意。而我们大队的书记却解释说:Z副县长说,良种场已经办了,不便撤销;给你们白水坝,农场不好管理。既然领导这样说,我们……
  这个协议虽然得到了县和公社领导人的满意,却给应该受益的农民留下了不应该有的困难,以致一有旱情,就有旱灾——后来,每当大旱,受旱水田已经旱得很严重了,才急急忙忙去赶建“喂水站”;而具体建造时,总是“不慌不忙”;等到快建好了,老天竟下起雨来。这建喂水站,常常是劳民伤财,白忙一遭,而水田旱灾依旧存在。这种做法与“勿临渴而掘丼,宜未雨而绸缪”真正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便是当干部的对待百姓和上司的态度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五
  再两年的春天,我正在参加县党校学习时,我的父亲在长期的病磨中病危。我得知消息后,知道父亲即将永远离开我们了,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及时回到了家里,为老人家送了终。
  我的父亲一辈子历尽了人间艰苦,我决心要郑重地为老人家办好后事。当时,公社书记在我们的大队蹲点,他为了这件事,特别找我谈了话,说要“丧事简办”。这位书记,可以说是“丧事简办”的模范,他的父母去世,他像是没有丧事一样:他的父亲上午死去,下午就去火化,接着便埋葬了;他的母亲是头天晚上逝世的,第二天就办完了丧事。我没有理会这位决定我“官运”书记的建议,因为,我认为太“简单化”了,既对不起饱经苦难的父亲,我自己心里也会不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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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社员到大队开证明盖章是经常事,同时,社员的衣食住行都和大队息息相关,干活由生产队长安排,粮食靠生产队分发,大队和社员是一个紧密的联合体。那么大队这个词在社员脑子中就根深蒂固了。

小时候,我佩服父亲,尤其佩服他在一千多人的社员大会上作讲话,神情镇定自若,整个大队的男社员女社员都围拢在大队部的操场上,然后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他对着麦克风高声说话。有一次,一个生产队长贪污了几十斤大米,结果父亲在社员大会上当场宣布,撤销他的生产队长职务,父亲说,谁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我们就要把他揪出来。

现在很多人叫大队,也是一种怀旧的心里,是对过去人没有私心,生活没有压力,人的思想正能量,乐于过集体生活的向往和怀念。

我出生那年,父亲就是渭塘公社永昌大队副书记,后来回到劳动大队做党支部书记,一直到我18岁当兵,父亲仍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所以,我从小有一个梦想,我的父亲做大队书记,我想长大后一定要做公社党委书记,总之我要超过我的父亲。

大队是新中国成立,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后,一个村庄或者几个自然村的行政和生产管理组织的名称。根据村庄人口的多少,又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旧社会的乡公所没有了,改成了人民公社,一个公社有若干个生产大队。大队的道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你看,那时社员大会群情高涨,广大社员同志们响应党的号召真是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啊!我怀念我的父亲,也怀念这个轰轰烈烈的社员大会。

为什么老一代村民仍叫大队,首先村民思想中忘不了毛主席那年代及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中根深帝固,那时你家有困难,或什么事都要找村支书或村主任给解决。那个年代穷并不是因为体制问题,而是国家解放后,村都是文盲多,国家一无所有,生产工具落,没有化肥。生产队平田整地,兴修水利,荒山绿化为国家建设交了很多农业费,养活了国家城里人口,工业,交通,国防一系列国家建设,农业社做了具大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那时党的干部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社员人气高,集体主义思想,互帮互助,许多人至今几十年了依然怀念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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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下,在农村有大部分人仍然说去“大队”盖个章而不是说去村委会盖个章呢?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他为了集体的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两袖清风,虽说他已经走了3年了,但村里的老社员们看见我,都称赞我的父亲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好干部,现在像这样清廉的干部已经是找不出来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村委会”三个字不如“大队”两个字简洁、朗朗上口。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就这么简单,说话办事就多一个字,人们就会觉得复杂的多,而少一个字就会觉得简单的多。也许在农村,农民们习惯并喜欢说到“大队”盖章,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的大队小队

虽然现在不会像以前一样上工,统一组织一些活动,小队也没有了,打麦场也没有了,地也几乎不种了,农村的人也越来越少,可是对于大队,公社的叫法,依旧没有改变,虽然有大队部搬进了新房子,挂个“某某村委会”的牌子,可是乡亲们还是会叫大队,叫起这个名子,就想起了那时的岁月,有着许多的回忆,也有着许多的趣事,那个时候的人们真的是淳朴。相互之间打打闹闹的开玩笑,而且相互帮忙的场面,现在真的没有了。

农村在1958年的时候成立了人民公社,分为三级,也就是人民公社(公社),生产大队(大队),生产小队(生产队),生产小队现在看不到了,可以是公社依旧我们对乡里的称呼,大队依旧是我们对村委会的称呼。最少目前为止,还难以改变。

现在老百姓还是习惯称村委会为大队部或者大队。说到盖章,居住在农村的人基本都要用到盖章,小青年结婚需要盖章证明,结婚后有了孩子拿生育补贴需要盖章证明,以后孩子考上大学申请助学贷款也需要盖章证明。还有的家里盖房去镇里(乡里)建管所国土所办各种手续也要盖章证明,家里有老人去世了去殡仪馆也要盖章证明,总的来说只要你居住在地球上就有盖不完的证明。以前大队部的章都在大队辅导员手里,别看大队辅导员不是官,但是权利不小,你只要用到盖章就必须和大队书记说一下,大队书记同意了,你才能去大队辅导员那里盖章。和大队辅导员关系好的,马上就给你盖了。遇到关系一般的,大队辅导员就会刁难你,不是让你等就是说有事忙,头脑灵活的马上买两包“大前门”事马上就解决了。要是有小青年拿结婚证开证明,那就更得“意思意思”了,喜糖喜烟更是少不了,所以说大队辅导员是一个“肥差”。随着政府管理的进一步完善,现在村里的公章全部上交到党委统一管理,要想盖章的话,先到村委开个证明,然后直接到镇政府盖章。不管是村委还是党委态度都特别好,只要条件允许马上就给你办理了。这也反应了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的和谐发展,政府为老百姓真做实事的一种表现。

我是从小在农村长大,今年古稀年,一生都是和农村、农业、农民打交道,农民的确憨厚、实在、勤劳。他们都体会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亲,有凝聚力,怀念哪个年代。怀念哪个年代的人和事,怀念哪个年代的一切一切。

小时候的小队

那个时候,我们村是大队,而下面又有五个小队,而且有队长,也就是人们说的生产队,生产队长,小队也有小队的责任,比如小队统一浇地,小队里还各有各的打麦场,打麦机,一般打麦子的时候,大家都是团体协作,几家组成个小团队,共同完成一家没法完成的农活。

第二个原因就是习惯成自然。我们想想,“大队”的存在时间是在1958年到1984年,这26年之间的人们,现在年龄都是在60岁往下到35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的人们正是如今社会的中坚力量和人物,他们的“话语权”往往占着很大的比重。所以,在农村里大部分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还沿用去“大队”盖章,就不难理解了。

小时候的大队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经常组织干活,挖水渠,垒石坝等,都是大队组织,人们都去干活,我们叫上工,可以挣工分,其实大队,也就是说的村里的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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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虽然农村的体制由生产大队变成了村委会,可是农村上了岁数的人,都是从生产队的时候过来的人,现在称与大队同级的村委会,还是习惯的叫大队部。

现在的人,四零后到八零前的人很多。他们从记事起就是接受大队、小队那种组织形式。一敲钟,一派活,就去地里干。按工分,得工钱,多劳多得,按工取酬。过着有饭大家吃,有活一起干的生活。平常只要有难事,就去找队长解决。

现在虽然已经分田单干,但由于先入为主,人们还是很想念大集体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对生产队这个词还是念念不忘。当说起村委会时,还是习惯用大队部这个称谓。

人民公社是人民由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应走的正路!

大约八几年吧,生产大队改成村委会了,生产小队改成村民小组了,人民公社改成乡(镇)政府了,但因为分田到户了,各人管各人,什么乡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这些词在农民脑子里没什么影响,谁和谁一个组都不清楚,村干部一年也见不了几面,乡干部更不知是张三还是李四,乡里在农村的包村干部也没有几个人认识。有些事村干部在大喇叭上一喊就了事了。

生产队是由我国最初的农民高级社渡过演变而来,之后进入大跃进时代的生产队组织,那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食堂组织最有代表性,农民每天到生产队上班,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农民劳动是不记报酬的。那时人们向住追求的是共产主义集体生活。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人们每天都能保持快乐,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也是因为大队,让我们有资格回顾走过了的艰苦生活,艰辛劳动,能走到今天,确实不易!

到了198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策,要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为乡、镇体制,生产大队改革为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生产队则改革为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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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的农民兄弟从1958年到1984的26年间,办事都是以“大队”的名义占绝大多数的。因此,就形成了到“大队”上盖章的传统习惯说法,并随着一代又一代人习惯说法传承了下来。我想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农民有事要盖章,脑子里还是大队这个词。就是说要到大队去盖个章。

我是河北山区农村的,我们依旧说;"去大队找谁谁盖个章。”从来不会说去村委会盖个章,我们还说去公社一下,其实也就是去乡里一下,我觉得这是说习惯了,就像家乡的方言一样,难以改变了。

大队这个称呼不仅对乡下人亲切,就是对当年我插队的知青也是刻骨铭心的,就连我写过的知青故事都是大队大队的。那个年代的农村几乎天天有活动,而活动处处离不开大队,大队有村支书一人,会计一人,老贫协,下分小队几个。大队有队部一间,大礼堂一间,大队部是开小会的,当年我在那个昏暗的房间油灯下给大家读了一个冬天的报纸,大队部是开全村大会的地方,一个小讲台上面能唱样板戏,开批斗会,更使我一生忘不了最后一次大会,全村社员们的那一声吼,我被第一个通过改造成功的知青,第一个离开了三年的村子返城了。四十三年后我又一次重返乡下,但大队部拆了,我的知青屋拆了,当年教育我的人都永远的走了,但村里的年青人们(当年的小屁孩们)还认识我!使我惊呀万分,四十多年了啊!

62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农村实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推行没有成功,后来生产队变为农民基层生产单位和行政编组。

这是因为50岁往上的农民从集体走过来的习惯叫法。生产队这个名词,也深深留在过去受苦受难的人挥之不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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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大队”的来历。

大队这个名词从1958年开始产生,到1982年国家确认村民委员会,经历了近漫长的30年之久,也让过来的人们脑海里打下深刻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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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80后 对“大队”还是保持着亲切感 为什么人们都叫“大队”而不是村委会 跟习惯是分不开的 如果愿意看抗日战争电视剧的朋友们 都会知道一般基层组织都以一个大队著称 每一个村庄叫做一个大队 大队书记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 上一级人民政府叫“人民公社”也就是现在的镇政府 这都是毛爷爷时代的产物 那时还有着生产队 我的父亲就参加过生产队 挣工分 吃过粮票 有什么事都去大队书记 主任 盖章才行 就像我念中学时 贫困生证明就得到大队盖章(那时候一项学杂费有贫困生证明的可以减免)之所以还延续这“大队”盖章 也是因为现在的忠良砥柱都是那个时代过来的 父辈们现在已经都是60-70岁左右了 儿女也都步入中年 儿女们走到第一步路 说的第一句话 都是父母教的 所以也传承了父辈把村委会叫做“大队”这个叫法

1980年广西省宜山、罗城两县农民自发成立以农民自治为目地的村民委员会,这个最低层的农民自治组织被中央认可。82年国家宪法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并在全国推广。

也是因为大队,让他告诉我们,千万珍惜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忘记过去那就等于背判!让大队铭记在心里,当做留下美好的回忆吧!

当下,在农村有大部分人仍然说去“大队”盖个章,而不是说去村委会盖章呢?

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大队长二把手,大队会计保管印章是三把手,那时候,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农民外出住宿要开证明,登记结婚要开证明,离婚也要开证明,集体派人外出有事要开介绍信,农村人在外当兵,当工人,或者当干部,要来老家调查家庭情况,都要大队会计写好材料,盖上大队这个公章,这个公章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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